150.为什么学校越来越像“精神病院”了？

【本期介绍】

1961年，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·戈夫曼写了《收容所》一书。他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多，观察一个人被关进去之后会经历什么。他发现那套系统真正在做的不只是治疗，而是把“个人特质”从外到内地剥离干净：私人物品被没收，发型被统一，名字被替换成编号。在书里，戈夫曼将精神病院、修道院、监狱等场所统称为全控机构。

60多年后，《收容所》终于迎来了中译本。尽管在中国晚了六十年才出版，但它描述的逻辑我们并不陌生。比如近年来很多人在反思衡水中学的模式，在那张从早上5:30排到晚上10点的时间表里，你找不到哪怕一分钟是留给学生自己支配的。

另一方面，《收容所》诞生于一个充满反叛气质的60年代，那时候的人们相信，打破结构就能得到解放。今天重读这本书，感受会很不一样。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很多人对被纳入一个系统的渴望，远胜于对自由的渴望。

颇有远见的是，戈夫曼也在书里提出了"次级调试"这个概念：即使在最密不透风的系统里，人也有寻找自我的能动性。自我，恰恰是在与结构的对抗中形成的。如果没有这个结构，自我好像也无处安放。

那么，全控机构的逻辑究竟延伸到哪里？我们和系统之间，还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我和《收容所》译者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刘海龙开始了这场对话。

【本期问题青年】

刘海龙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

阳少，青年志执行主编

【收听指北】

02:57 刘海龙解释戈夫曼的理论谱系：他研究人与人如何互动、自我如何建构，这本就是传播学最核心的问题。戈夫曼是社会学家，也是传播学家。

07:07 当年的帕森斯派追求宏大理论，戈夫曼偏要从微观入手。但后来吉登斯、布尔迪厄、拉图尔……都走向了类似的路。从细节理解社会，反而成了今天的主流。